火车到上海时天已经黑了。阿贝随着人流走出站台，站前广场上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她站定了，抬头看天。天是灰紫色的，被周围的灯光映得发亮，看不见一颗星。高楼一栋接一栋，窗户里透出黄的、白的、彩色的光，霓虹灯闪烁着，红的绿的字在她眼前跳，她认不全，只看清“大上海”“永安”“先施”几个字。汽车喇叭声、电车叮当声、人的喊声笑声，混在一起涌进耳朵，比莲塘的蝉鸣蛙叫热闹百倍千倍，却让她觉得更安静——一种被淹没的安静，像一粒沙掉进了大海，激不起任何涟漪。
她背着包袱走出广场，沿着一条大马路走。马路两侧是高大的梧桐树，叶子还是绿的，在路灯下泛着油亮的光。人行道上人来人往，穿旗袍的女人、穿西装的男人、拉黄包车的苦力、卖夜宵的小贩，所有人都在移动，匆匆忙忙，目不斜视。阿贝走得很慢，东张西望，好几次被人撞到肩膀，撞她的人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一句“对不住”也没有。她找了个墙角站定，从包袱里摸出一张纸条，上面是周掌柜写给她的地址：法租界霞飞路二百三十弄，云锦坊。
她向一个卖烟的小贩问路，小贩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指了个方向：“霞飞路啊，顺着这条路往南走，走到第二个大路口往东拐，再走一段路就到了。远着呢，你坐电车吧，两站路。”阿贝摇摇头，道了谢，背着包袱往前走。她舍不得坐车，钱要省着花。走了一段路，她发现上海的马路比莲塘的石板路硬得多，走久了脚底板疼。她把养母纳的新鞋换上，旧鞋塞进包袱里。新鞋是千层底，踩在柏油路上有点硌，但比旧鞋强些。
走到霞飞路时，路上的行人少了一些。这一带和刚才的南京路不一样，梧桐更密，房子矮了些，是一排一排的石库门弄堂，红砖墙，黑漆门，门楣上刻着吉祥的花纹。弄堂口挂着晾衣竿，上面飘着衣服和被单，在夜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。阿贝找到二百三十弄，往里走，弄堂很窄，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绳，脚下是湿漉漉的石板，墙角长着青苔。她在第三个门牌前停下，门虚掩着，里面透出灯光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敲门。
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瘦削脸，颧骨很高，头发用一根银簪绾着，穿着素色旗袍，外面罩着一件毛线开衫。她看见阿贝，愣了一下：“找谁？”阿贝说：“请问是云锦坊吗？莲塘镇的周掌柜让我来找您。”女人的目光动了动，把门开大了些：“进来吧。”
阿贝跟着她走进屋里。这是一间底楼的前客堂改的绣坊，靠墙摆着几张绷架，绷架上有未完成的绣活，丝线搭在架子上，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屋子中间是一张长桌，桌上摊着各色丝线和纸样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，混着丝线特有的蚕丝气息。女人在桌边坐下来，指了指对面的凳子：“坐。”
“周掌柜的信呢？”阿贝从包袱里翻出信递过去。女人拆开看了，又打量了阿贝几眼，目光落在她包袱上那朵手绣的兰花上，多停了一瞬。“你叫阿贝？”阿贝点头。“多大了？”阿贝说：“十六。”女人把信折好放在桌上，手指在信纸上敲了敲：“周掌柜说你针法好，有灵性。不过上海不比莲塘，绣庄多，绣娘更多。我这里活儿不少，但工钱不高，你能干就留下试试。管住不管吃，一个月四块银元。绣品算绩效，多绣多得。”阿贝算了算，四块银元，比莲塘多一块，还省了房租。她点头：“我干。”
女人站起来，领她穿过客堂，走到后面一间小屋。小屋里放着一张窄床、一张小桌、一把竹椅，桌上有一盏煤油灯。窗子很小，开在弄堂内天井的方向，外面是别人家的后墙，看不见天。女人说：“被褥在柜子里，自己铺。每天早上六点起来，先扫院子、擦绷架、理丝线。七点上工，中午歇一个钟头，晚上到六点。赶订单的时候要加班，没有加班费，但订单完成后有红包。”她交代完这些就走了，脚步很轻，几乎没有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