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一晚上九点四十五分。弗吉尼亚州阿灵顿，麦凯恩竞选总部。
在这个时间点，如果是一场势均力敌、充满希望的选战，竞选总部应该是一座喧闹的不夜城。电话会一直响，数据分析师会大声报告各州的最新焦点小组反馈，实习生会在走廊里跑来跑去递送披萨和咖啡。
但今晚，阿灵顿总部安静得像一间正在做遗体告别的教堂。
只有十几个人还在大平层办公区里，大多是核心幕僚。没有电话铃声。因为该打的电话今天白天都打完了，能骂的人也都骂过了，而那些原本可能打电话来提供支持的人，选择了集体关机。
竞选副经理里克·戴维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面前的桌上散落着几份刚刚送来的追踪民调报告。
他甚至懒得去拿荧光笔标注重点，只是用指腹在那些冰冷的数字上轻轻划过。
数据惨不忍睹。
在俄亥俄州，过去一周好不容易通过“油价”叙事拉回来的两个百分点，在今天上午奥巴马团队的饱和广告轰炸后，瞬间清零，并被反向拉开了七个点。
在宾夕法尼亚州，基本盘的投票意愿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。
拉什·林博中午那场长达一个小时的、指责麦凯恩“背叛保守主义、搞社会主义国有化”的电台咆哮，像一场酸雨，精准地腐蚀了乡村和铁锈带保守派选民的热情。
甚至在印第安纳和北卡罗来纳这些传统的共和党红州，民调也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。
“福克斯那边彻底放弃了。”
新闻秘书南希·皮尔斯推开门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两杯咖啡。
她把其中一杯放在戴维斯面前，语气里没有往日的急躁，只剩下一片麻木的平静。
“汉尼提在晚间节目里试图帮你解释，但他解释得连他自己都不信。”
南希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。“奥莱利的节目请了两个保守派智库的专家，他们花了一半的时间在骂奥巴马，另一半的时间在暗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党的发展方向。”
戴维斯苦笑了一下，拿起那杯咖啡，却没有喝。
“RNC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）那边呢？”他问。
“电话下午三点之后就停了。”
南希的声音很平静，“财务总监告诉我，他们已经开始把摇摆州的电视广告预算，紧急转移给几个选情吃紧的参议员席位了。”
戴维斯点了点头。这是标准的“政治止损”。
当党机器认定总统选举已经无可挽回时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切断总部的输血管，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保住国会的席位。
这算不上背叛，这叫资源优化配置。
只是当你是那个被优化掉的总统候选人的幕僚时，这种感觉依然像生吞了一把玻璃渣。
“所以，”
戴维斯看着桌上的民调报告，忽然觉得一阵轻松。那种压在他肩膀上几个月的、名为“怎么赢”的巨石，突然消失了。
“我们被切断了。”
他把那张写满惨烈数字的报告纸揉成一团，准确地扔进了角落的垃圾桶。
“至少我们不用再看这破玩意儿了。”
南希看着那个纸团，嘴角竟然也勾起了一丝极淡的笑意。
就在这时，办公室墙上的电视屏幕闪烁了一下，切入了一条突发新闻。屏幕被静音了，但底下的滚动字幕大得刺眼。
那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·佩林在某个集会后接受地方媒体采访的画面。
戴维斯拿起遥控器，按下了静音解除键。
佩林标志性的、带着阿拉斯加口音的声音传了出来：
“……我个人的立场非常明确。政府的手伸得越长，美国人民的钱包就越危险。我坚信保守主义的小政府原则，我们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去奖励那些在华尔街犯下大错的人。”
记者紧追不舍：“那么您是在反对麦凯恩参议员昨天关于‘考虑入股银行’的提议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