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尔森没有绕弯子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，“本（伯南克）和蒂姆（盖特纳）过去几天一直在逼我，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资金的用途。必须立刻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注入核心资本。”
陆泽并不惊讶。
他知道，在TARP法案那长达四百多页的冗长条文里，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大力推动下，极具前瞻性地塞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后门条款——法案允许财政部长在与美联储主席协商后，购买“为维护金融稳定所必需的任何其他金融工具”。
正是这一串字，为“直接注资”留下了法律上的操作空间。
“但现在，这条路快被堵死了。”
保尔森的语气里透出一种压抑的焦躁，但也有点难受，毕竟麦凯恩有点帮倒忙的意思，但是他的确替财政部趟了雷。
“麦凯恩参议员昨天在宾夕法尼亚的那些话，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政治灾难。民主党正在拼命给它贴上‘救济华尔街’的标签，保守派则在喊‘社会主义’。
我们原本打算把它作为一项纯粹的技术性防范措施，在平息了最初的恐慌后，再悄悄推行。现在，它成了大选前最烫手的山芋。”
保尔森停了一下，似乎是在斟酌措辞，但他很快问了出来。
“LanCe，你在大宗商品和衍生品市场上的判断已经被证明是绝对精准的。但在宏观救市的路径上，你还没有公开表过态。我打这个电话，是想听听你的真实看法。直接注资，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吗？”
陆泽听出了保尔森这句话背后的意味。
这位曾经的高盛CEO，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答案。
他打这个电话，并不是真的需要陆泽给他上宏观经济课。
他只是在承受着极其巨大的政治压力时，需要从一个能够看透市场本质、且独立于华盛顿政治圈子之外的“聪明人”那里，听到一句肯定的话，来坚定他自己那个危险的、背弃信仰的决心。
同时，保尔森也在试探——他极度害怕陆泽在这个敏感时刻，再发出一份像周末那样足以颠覆舆论的声明，而他没有准备应对。
“部长阁下，”
陆泽身体微微前倾，语气严肃，“这不是一条出路。这是在当前的重力加速度下，唯一能挂住你们那条安全绳的岩石。”
“你必须这么做。而且，你必须快。”
陆泽想了想。
“而且，伦敦那边恐怕已经撑不住了，这一点您应该比我清楚吧？”
电话那头，保尔森的呼吸明显停滞了一瞬，他当然清楚。
“......我知道。伦敦那边的情况很不妙。达林昨天半夜给我打了电话，他们的银行系统已经撑不住了。如果不立刻做点什么，这周之内就会出大事。”
这不算是一个秘密，至少在这个时间点，伦敦资本界已经将其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。只是他们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，以什么方式，用多大规模来做。
“这就是问题所在。”
陆泽的声音冷静而精准地切中要害。
“当英国人率先宣布他们的注资计划时，全球资金的流向会瞬间发生改变。市场会认为伦敦比华盛顿更有决断力，更能保护资本的安全。到那个时候，美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被动和迟缓，将会彻底暴露在全球投资者面前。”
“如果欧洲其他国家跟进，那么美国不能不跟进。但落后太多麻烦就不小，在这个时候。”
漫长的五秒钟沉默后。
保尔森深吸了一口气。
“我知道，LanCe。我们在尽快做方案了。”
财政部长的声音重新恢复了那种不可撼动的强硬，“我会尽力保证，华盛顿的节奏，不会多落后于伦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