凯恩斯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。他不是政治家，他只是一个经济学家。他可以用数学模型预测失业率，可以用乘数效应解释政府支出，但他无法阻止一个国家、一个帝国、一个文明的衰落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势已去，却又无能为力。
“你说的我不太懂，“凯恩斯想就此打住话头了。他的声音有些干涩，像是一张被揉皱的纸，“相对政治问题，我只关心经济。“
这是撤退，是防线被突破后的战略转移。他不想再听下去了，因为每一个字都在撕扯他作为英国人的自尊。
“当然，您可以不关心那些。“夏洛克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，像一把收鞘的刀。但他的下一句话，却比任何锋利的刀刃都更致命，“但应对大英帝国的衰落，老师可能要从其他角度劝说您的首相大人早作准备了。“
夏洛克说着，左手托着右手，举起酒杯。这是摊牌的姿态，也是最后通牒的姿态：
“尽早赞同我们的方案，可以替你们争取更多合作份额，为未来转身预留下充裕的空间。“
夏洛克清楚，要让凯恩斯同意怀特的计划，必须让老师既下得了台，回国后也能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交差。他这等于交了底——不是投降，是体面的撤退；不是失败，是“金融敦刻尔克“。
凯恩斯看着远方。夕阳已经沉到华盛顿山的背后，只留下一抹暗紫色的余晖，像一道愈合中的伤口，横亘在天际。柱廊下的铜吊灯完全亮了起来，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地上，拉得很长，很孤独。
他明白这场博弈胜负其实已分。
大厦将倾。要么交出权杖，争取缓冲时间体面下台；要么跟美国人硬拼到底，哪怕输个体无完肤。前者还能保住英伦三岛的骨架，后者可能连最后一块砖石都会被碾碎。
再抬头看了眼不远处。怀特仍在和苏联人谈笑风生，眼光不时也朝向他们这边。那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哈佛教授，此刻正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，而自己——这个曾经站在经济学金字塔尖的人——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。
尽管心里一万个不服气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是到了该理性抉择的时候了。
想到这，凯恩斯举起酒杯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一位老骑士在放下他的剑。杯中的香槟已经失去了气泡，变得平淡而苦涩，像一如这即将落幕的黄昏。
“欲戴王冠，“他缓缓道，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，却又重得像一块墓碑，“必承其重。“
“谢谢老师。“
夏洛克会意，微微颔首。他上前一步，与凯恩斯碰杯。那清脆的撞击声在柱廊下回荡，像是一枚硬币落入深井的声音——那是旧秩序的最后一声回响，也是新秩序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宣告。
“预祝我们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！“夏洛克说完，一饮而尽，然后亮出杯底示意。那杯底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残液反照出凯恩斯苍白的脸。
“致胜利。“
凯恩斯百感交集地说完，也喝光了杯中酒。那液体流过他的喉咙，冰凉而苦涩，像海水，像眼泪，像大英帝国未来将要吞咽的所有屈辱。
他看着夏洛克俯身向自己致敬——那姿势完美得无可挑剔，既保留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，又宣告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怜悯——然后转身告退。深色条纹西装的身影很快融入柱廊尽头的人群中，像一滴墨汁落入大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英国的现状和未来，凯恩斯参会前其实心里也有数，只是太不甘心就这样输掉这场代表未来世界经济主导权博弈的论战。
他瞟了一眼仍在和苏联人交谈的怀特，以及悄然隐去的夏洛克，又叹了口气。
再不情愿，也不得不考虑该以“金融敦刻尔克“去应对衰落——保存实力，收缩战线，从欧洲大陆撤回最后的资本舰船，把统领世界的权杖移交出去，保全大英帝国体面退场。
他想起1940年的那个夏天，当德国坦克碾过法国平原时，丘吉尔在地下室里对着全国广播：“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，我们将在登陆点战斗……“那是军事上的敦刻尔克，是血与火的撤退。而现在，1944年的这个夏天，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凉风中，他要面对的是另一场敦刻尔克——没有枪炮，没有硝烟，但同样残酷，同样关乎一个帝国的生死。
凯恩斯将空酒杯放在柱廊的栏杆上。远处，华盛顿山的轮廓已经完全隐入夜色，只有山顶的观测站还亮着一盏孤灯，像一颗遥远的、冷漠的星。
他转身走回会议厅。明天，他还要在谈判桌上继续争辩，继续讨价还价，继续为英国争取那最后一点份额和尊严。但此刻，在柱廊下的黄昏里，他已经知道结局。
那结局写在夏洛克的酒杯里，写在怀特的计划里，写在大西洋彼岸那个新兴帝国的工厂烟囱里。
而布雷顿森林的钟声，从未为落日敲响。它只为黎明而鸣——无论那黎明属于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