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砚之这辈子见过很多死人。
武昌城下被炮弹炸飞的年轻士兵，护国战场上冻死在战壕里的川军娃娃，还有那些被北洋军阀吊在城门上示众的革命党人——每一个他都记得，每一个人的脸都在他的梦里反复出现过。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死法。一个人跪在雪地里，膝盖以下全冻进了冰层，双手合十举过头顶，像是在求天，又像是在拜佛。眉毛和睫毛上结满了白霜，让他看起来像是庙里的一尊泥塑，而不是一个刚刚断气不到三个时辰的活人。
“是郑师爷。”程振邦蹲下来，用匕首敲了敲冻在尸体膝盖周围的冰层，冰层发出沉闷的回响，“张勋的幕僚长。上个月还在徐州给我发电报，劝我‘弃暗投明’。现在他自己倒先‘投’了。”
沈砚之没有说话。他站在郑师爷的尸体前面，目光落在尸体胸口别着的那枚铜钱上。铜钱是前清的“光绪通宝”，用一根红绳穿着，红绳已经褪成了灰白色。这枚铜钱他在另一个人身上见过——十年前，他的父亲。父亲临终前把铜钱塞进他手里，说了一句话：“以后谁拿着同样的铜钱来找你，他就是你的师爷。”
父亲说的是“师爷”，不是“老师”，不是“先生”，是“师爷”——那是清末民初对幕僚军师最地道的称呼。沈砚之等了整整十年，从山海关等到西南，从护国等到北伐，没有等来那个拿着铜钱的人。现在他等到了，但对方已经冻成了一座冰雕。
“老程，你带人把师爷的遗体挖出来。”沈砚之脱下自己的军大衣，准备铺在地上，“他是我爸的人。不能再让他跪在雪地里。”
程振邦愣了一下。他跟着沈砚之打了十几年仗，从来没见过沈砚之对一具敌人的尸体这么郑重其事。但他没有多问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招呼几个士兵去找工具。十几年的默契让他明白，沈砚之做事从来都有他的道理，而这个道理，迟早会说给他听。
雪越下越大了。这是民国十四年的冬天，孙中山先生刚在北京病逝不到一个月，北伐的硝烟还没有正式燃起，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得像龟裂的河床。皖系的段祺瑞、直系的吴佩孚、奉系的张作霖，三方在京津冀一带明争暗斗，今天联甲打乙，明天联丙打甲，后天乙丙又合起来打甲。局势乱得让人看不清明天的太阳会从哪边升起来。沈砚之带着他这支不足千人的独立团，奉命穿插到察哈尔和热河交界处的这片山区，任务是切断奉系一支偏师的补给线。结果在山坳里撞上了这具跪在雪地里的尸体。
士兵们用铁镐和刺刀小心翼翼地凿开冰层。冰层冻得很结实，镐头砸上去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，但没有人抱怨。一个年轻士兵凿着凿着忽然停手，抬头看了看那张被冰雪覆盖的脸，回头问沈砚之：“团长，这人是谁？”
“郑岳，郑明山。”沈砚之站在风雪里，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“前清最后一次科举的举人，张勋的幕僚长，复辟失败之后在段祺瑞手下做事，后来又跟了张作霖。北方这几大军阀，他伺候过一大半。有人说他是三姓家奴，也有人说他是北方最好的师爷。但我爸跟我说，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他，郑明山是他最信得过的兄弟。”
“那他为啥跪在这儿？”
沈砚之没有回答。因为他也不知道答案。他只知道，郑师爷出现在这片荒山野岭里，一定跟他父亲有关。因为这个季节、这种天气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跑到雪山里来，除非他在找什么人——或者有什么话必须当面跟谁说。而他跪在这里，面朝的方向，正好是西南。
那是沈砚之来的方向。
半小时后，冰层终于被凿开了。士兵们把郑师爷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抬出来，放在沈砚之铺好的军大衣上。冻僵的尸体保持着跪姿，膝盖和髋关节被冻成了九十度，掰都掰不直。沈砚之蹲下身，把师爷胸口的铜钱解下来，握在手心里。铜钱冰凉，边缘磨得发亮，那是被人反复摩挲才会有的痕迹。
他翻开师爷的衣襟，在内袋里找到了一个油纸包裹。油纸包了好几层，最外面一层已经冻硬了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封牛皮纸信封，信封上写着四个字——“砚之亲启”。字迹很陌生，但信封的封口处盖着一枚火漆印章，印章的图案是一座城楼，城楼正中央刻着三个字：山海关。
沈砚之认出那枚印章。山海关。那是他父亲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用的印。城破了之后，父亲把印章分成两半，一半留给自己，另一半寄给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友。那个老友就是郑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