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大夫点了点头：“等这批东西归好类，我会安排人抄录，然后送到北京去。“沈砚在泉州医所待了三天。三天里他看了药材库的库存清单，翻阅了近年的病例记录，在陈大夫的陪同下走遍了药材库和药房，把每批药材的储存条件和品级逐一核对了一遍。
在泉州停留的最后一晚，沈砚坐在医所的灯下，把那幅海岸线地形图又借来细看了一遍。他用随身带的纸笔把图上几处标注了植物符号的位置抄录下来，在旁边注明了对应药材的名称和来源。抄完之后他把纸页折好放进行囊，和药箱并排放着。
第四天清晨，沈砚和郑院判离开了泉州，继续乘船向南。广州比泉州更远，船在海上走了将近五天。广州的港口更大，船更多，岸上的建筑也更加密集。广州医所的规模比泉州更大，整栋两层小楼都是医所的范围，楼下是药房和诊堂，楼上是库房和办公的地方。驻所的大夫姓吴，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。他带着沈砚参观了广州医所的药材库和诊室，整理了一批近年的远洋病例记录。
郑院判在广州与当地官员核对药材清单的同时，沈砚独自沿着码头区走了一段。黄昏的海风吹过来，带着咸湿的气息和远处渔船归港的喧闹声，有些码头角落的墙根下长着一丛丛他不认识的植物。他没有折返，继续往前走了几步，停在一个堆满旧渔网的巷口前，蹲下身看了看墙根下那丛叶脉狭长的植物，又伸手拢了一下它最靠边的那片叶子，然后起身沿着码头走回了医所。
在广州停了三天之后，船队继续南行。此后的航程中他们又停靠了宁波和福州两处港口。每一处他都按照同样的流程做了一遍，认真记录，逐项核查。
四月底的一个傍晚，沈砚站在福州码头边，看着船工们把最后一批货物搬上船。郑院判在他旁边站定，沿海各港口医所的巡查已经全部完成：“再过三天就能回到天津了。这一路先生辛苦了。“沈砚摇了摇头：“不辛苦。看到的那些药材和记录，比预想的多得多。“他转身看了看福州港的方向，码头的灯火正在次第亮起，船影在渐暗的水面上轻轻摇荡。
回程的船比来时走得顺利，风向和潮汐都合适。沈砚靠在船舷边，看着海面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细碎的金色，把一路的记录和见闻慢慢在脑中收拢。沿海这些港口医所的规模不同、人员不同、积累的病例和药材也各不相同，但林大夫留下的《海西验方录》和那些连环药方图稿已经成了每个港口通用的基础。
五月上旬，船在天津卫靠了岸。沈砚背着药箱沿着来路走回北京城。进城时已是午后，街市上人来人往，和他出发时的景象没有太大不同。他沿着街道走回槐树巷时，槐树的叶子已经长满了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浓密的绿荫。他推开院门走进灶间，黄甫正蹲在灶台前添柴，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：“先生回来了。“沈砚把药箱放在灶台边：“回来了。医馆怎么样？“黄甫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：“都好。你走之后，泉州那边来了两封信，一封是给医馆的，一封是给你的。信都放在你桌案上了。赵安来过几趟，问了三次你什么时候回来。后墙那棵杏树已经结了不少果子，每天他都过去看一遍。“
沈砚没有立刻去看那些信，先走到院子里，在那丛秋菊旁边蹲下身。秋菊的根部又冒出了几枚新芽，嫩绿的芽尖从老根的侧面钻出来，挤挤挨挨地靠在一起，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浅绿的光。他蹲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那几枚新芽，想起自己出发前它们还没有冒出来。他站起身，走进灶间，洗了手，在诊案前坐下来，拆开了那两封信。一封是泉州医所陈大夫写来的，说那批从远洋回来的商船又带了一批新药材，他们正在分类整理，等整理完成会寄一份清单到北京。另一封信没有署名，信封上只写着“沈先生亲启“五个字。他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，上面画着一幅简略的地图，画的是几条线条交汇在一个位置上。线条的走向和他铁匣里的那些拓片的纹路方向一致，交汇的那个位置，在泉州和广州之间的某一段海岸线上。沈砚把那张纸看了几遍，然后折好收进了书匣里，和那些旧的拓片放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