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陈向北脑补完前世的记忆，刚想问为在座的各位，揭露小绿茶真实的嘴脸时，令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。
会议室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鼓吹。
“大帅，刘先生说的是对的，洋人的公司确实守信誉。”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
“连民国政府都相信洋人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。”
一时之间，陈向北好像成了公敌。
看到这趋势，他也不想再解释下去了，反正你们嘴多我说不过你们。
但老子枪多啊，老子拳头硬，再说了即使同盟军的经济垮了，亏的也是老子的钱，你们怕什么？
想到这里，就听见啪的一声，陈向北重重的拍在了会议桌上。
“都他妈给我闭嘴！就按我说的办，大洋恢复流通这事今天就算定下了，即使将来出现什么责任也不用你们负。”
“我知道，各位都是人才，如果愿意在同盟军的金融部门效力，我陈某人欢迎。”
“如果实在看不上我陈某人，那我陈某人也没法强求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他拍拍屁股就出了会议室。
实在没办法，同盟军打仗还行，要是让士兵管理几个省的金融，那还是洗洗睡吧。
会议室里这些老登们，还是有不少都有真材实料的，尤其是那个刘华强。
今天的会议，陈向北已经表现出了独裁的一面，他已经料定了，有不少人看不上他。
最后的结果也不出所料，30多个老灯，只留下了20多个，尤其是那个刘华强选择离开投奔山城。
对此陈向北也无所谓，离了他刘屠夫还能吃带毛的猪，再说了，将来的事情他也不能告诉对方。
刘华强也没想到，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再加上他金融博士的头衔，真的在山城的财政部，谋得了财政部钱币司副司长的职位。
刘华强刚上任时，他是满腔的热血，怀揣着改变华国落后金融的想法，可现实却狠狠的给他上了一课。
实际上一开始山城政府做的还是不错的，1935年11月，山城政府推行法币改革，规定由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中国农民四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。
结束了千百年来银两，银元并行的货币混乱状态，初步实现了币制统一。
至1937年6月抗战全面爆发前夕，法币发行总额约为14.1亿元。
这一时期法币发行量与市场需求基本相适应，币值相当坚挺，1元法币还可兑换1银元。
在七七事变之前，北平的物价相对低廉且稳定。
当时1块大洋，大约可以买到15至25斤大米，而猪肉一大洋也能买到五六斤。
那时候在北平生活，一个月10多法币就能生活的很不错，
抗战爆发后，山城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。
一方面，军费开支激增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战前的38%迅速攀升。
另一方面，沿海富庶地区相继沦陷，导致关税、盐税、统税等核心税源大幅萎缩。
1939年，山城政府税收仅约4.3亿元，较1936年减少约60%。
为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，山城政府开始通过增发法币来融资。
1938年底，法币发行额增至23.1亿元。
1939年，当年新增发行额达42.9亿元。
尽管此时通胀压力初显，但政府仍试图通过举借内外债、发行救国公债等方式缓冲，尚未完全放弃财政纪律。
1940年是法币发行从被动增发转向大肆印钞的关键节点。
随着沿海地区全部沦陷，国民政府的关税、统税两大税源几乎断绝。
同时，1940年日军切断滇越铁路，导致进口物资和外援通道受阻，国内物资供应日益紧张。
更为致命的是，国民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，逐步解除了法币发行的制度约束。
1939年，政府允许公债、股票充当法币准备金，且公债占比可达40%。
至1941年3月，国民政府完全停止实行法币准备金制度，彻底解除了发行限制。
加之公债因币值下跌而卖不动，1942年公债劝募成绩仅占发行目标的6%，山城政府实质上放弃了自我约束，开始大规模用印钞填补财政窟窿。
1940年，法币当年新增发行额飙升至78.7亿元，年底发行总额突破60亿元，物价上涨幅度首次超过货币发行增幅，恶性通胀的闸门被正式拉开。
而此时的刘华强，才刚加入山城财政部半年而已，而他所在的部门钱币司，就是负责印刷法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