彼时的李儇，不过是一名懵懂无知、年幼孱弱的孩童，从未接受过帝王储君的系统培养，既无理政之才，更无治国之志，根本无力掌控偌大的唐王朝。登基之后，朝野大小政务、百官任免、政令推行，全然不能自主决断，事事皆听从宦官摆布，俨然成为宦官集团操控的傀儡君主。
在一众掌权宦官之中，唐僖宗李儇最为信任倚重的，便是大宦官田令孜。自李儇幼年入宫起，田令孜便专职照料他的日常起居、饮食作息，长年陪伴左右，悉心逢迎、百般讨好。自幼缺失亲情、长于深宫的李儇，对这位朝夕相伴的宦官滋生了极深的依赖与亲近之情，全然不顾君臣尊卑、皇室礼制，亲昵地称呼田令孜为“阿父”，对其言听计从、深信不疑。
登基之后，李儇即刻破格提拔田令孜，任命其为左神策军中尉，将宫廷禁军、内廷事务尽数交由其掌管。自此，田令孜凭借帝王的极致信任与手中的兵权，彻底总揽朝中大小机务，朝堂所有重大决策、政令颁布、官员升降，皆出自其手，唐僖宗彻底沦为徒有虚名的摆设，晚唐皇权彻底旁落宦官之手。
其实早在唐懿宗统治末期，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早已千疮百孔、积弊糜烂，亡国之兆已然显露无遗。时任翰林学士的直臣刘允章，目睹朝堂腐败、民生凋敝、天下崩乱的惨状，痛心疾首，冒死呈上《直谏书》，以字字泣血的“国有九破”，精准概括了彼时大唐山河破碎、社稷将倾的危亡局势。
所谓“九破”，其一为终年聚兵、战乱不息，各地藩镇拥兵自重，朝廷连年征兵征战，兵祸绵延不绝；其二为蛮夷炽兴、边患四起，周边外族势力日渐强盛，屡屡侵扰边境，边关战火常年不息；其三为权豪奢僭、逾制妄为，世家权贵、藩镇豪强奢靡无度，僭越礼制、肆意妄为，藐视皇权国法；其四为大将不朝、藩镇割据，各地军事将领拥兵自立，拒不朝拜朝廷、不听中央调遣；其五为广造佛寺、劳民伤财，皇室与权贵沉迷礼佛，大肆兴建寺院、剃度僧尼，耗费无数民力财力；其六为贿赂公行、吏治败坏，朝堂上下贪腐成风，卖官鬻爵公然盛行，无钱无势者难立足朝堂；其七为长吏残暴、鱼肉百姓，地方州县官吏暴虐无道，苛政扰民、肆意欺压黎民苍生；其八为赋役不等、税政混乱，赋税徭役分配不公，豪强权贵逃税避役，沉重负担尽数压在贫苦百姓身上；其九为食禄人多、输税人少，朝堂冗余官员、闲散权贵数不胜数，坐食俸禄者不计其数，勤恳耕种、缴纳赋税的百姓却日渐凋零。
除朝堂社稷的“九破”危局外，刘允章更深入民间，细数苍生百姓遭遇的“八苦”与“五去”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晚唐底层百姓流离失所、求生无门的悲惨境遇，字字皆是民生血泪，句句尽显时代悲歌。
这本已是濒临崩溃的乱世残局，待到唐僖宗即位、幼主临朝、宦官专权之后，非但没有丝毫革新整顿、止损挽回的迹象，反而愈演愈烈、每况愈下。宦官把持朝政、肆意弄权，奢靡享乐之风更盛，吏治腐败、藩镇割据、赋税苛重、民生凋敝的种种弊病持续恶化，曾经恢弘壮阔的大唐盛世，已然彻底走向末路，一场席卷天下的乱世浩劫，即将轰然降临。